2016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中国高层关于三农问题深度反思论坛精选

中亿财经网 / 论坛精选 / 来源: 作者:wq阅读: 2016-03-23
中国农民背负了太多太苦了。农民是打下新中国的主力军大功臣,然而我们给他们的回馈却远远不够。三农问题关乎国计民生,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稳定和发展。
中国农民背负了太多太苦了。农民是打下新中国的主力军大功臣,然而我们给他们的回馈却远远不够。三农问题关乎国计民生,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稳定和发展。

我觉得建国以来60年来,我们在农业、农村、农民的问题上犯了不少错误,要承认这一条。现在有条件来谈,乡村建设在现在背景下离不开农业现代化。离开农业现代化就没有依据了。所以现在乡村建设和治理要紧紧抓住三个大问题。

第一,产权问题。农民确权、土地承包权,确权、登记,让它流转,农民有经营的主体。这是第一条,不展开了。

第二,农村基础设施欠帐太多。公路、厕所、卫生,包括医疗,这些欠帐太多。包括现在互联网。包括物联、流通,基础设施欠帐太多。

第三,根本问题是要培养一批现代农民、现代农业经营团队。

农民是一个沉默的群体,把一个沉默群体变成可以自主发言的群体。我就讲三条:第一,产权明晰,让农民真正成为土地主人。第二,基础设施补上。第三,有一个新的经营主体,那就是现代农业的经营者,这就包括工商资本。现在十三五规划讲的多好啊,这些谁来干啊,谁去投资,光靠农民不行,必须工商资本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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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是一个沉默的主体,我们政府最容易在农村、农业方面好心办坏事。因为城里人要是办一个坏事,都是知识分子可以奋起争取。农民历朝历代都希望有一个青天为我们管事、为他们主事。

历来,我们在三农问题上颠三倒四,犯的错误,快步进入人民公社,大办食堂,然后再接着大炼钢,小四青,还不时来一段机械化。其实都对农民、农业、农村造成极大伤害。所以我们关注农村就是要尽可能减少这种好心办坏事,让我们举国之力能够用在农民、农村、农业真正需要的那个方面去,这是我的一个出发点。

我觉得他们这两位都是会出成绩的,犯的错误比较小。为什么呢?他们两位做的事情首先不是替农民作主,是激活农民自己作主这么一种积极性,这个立足点就非常好。因为我们前面讲的我们政府最容易犯错误的就是我比农民还懂农民,我比农民还懂你的需求。在这个基础上我就替农民作主了。前面讲那么多的错误都是立足在我替农民作主。这是我们党、我们政府最容易犯错误的地方。他们不是。

第二,他们的切入点很好。一个切入点,过去的农村他的公共品他是由他的宗祠提供的。有钱人,或者这个姓氏有祠堂田或者由乡绅提供一些公共品或者农民集点资。所以这几千年农村的修桥铺路要么是宗室、要么是个人、要么是乡绅,政府搞点补助。历来是这样。现在到了什么?有钱人都往城里跑,公共品变得很稀缺了。所以我们应该有一种补充,帮助农民重建乡村公共品这么一种机制,而不是说又去替代他。

现在缺一个公共品是金融。金融是公共品。金融公共品原来都往城里走,现在应该在农村里面搞普惠金融,而且利用他这个熟人社会,熟人社会就是高度信任社会,高度信任社会它的金融是不需要什么硬抵押的,这一点是很明白的。

第三,对他那个文化实际上还可以广义来讲,它的社会资本进行修补。社会资本原来靠一些乡绅支持,乡绅也走了,有一批往城里跑了。社会资本在削弱。

经济学上讲要经济的发展有三种指标,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社会资本指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对周边环境的认知那种程度。很多人觉得很怀疑,真的有社会资本吗?确实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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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说三峡移民,我们给了他很大的物质资本。每个人补10元,两亩土地,房子盖好,同时他自己带来人力资本,但是缺的是社会资本。因为他跟乡村之间的联系,周边气候、物质的认知、亲戚朋友的帮助,这些全没了。所以90%的人全回去了。丧失了社会资本,不容易被认知。

社会资本建立在文化关系,我们如果把文化关系修复了,使农民重新感觉到这个社区是我的社区,是我传承的祖辈的,是自豪的,农民慢慢在这个气氛中间会复兴,这是很重要的三个基本。

乡村治理方面,其实我们当前最容易犯的错误,第一就是刚才温教授指出的就是用殖民国家或者新大陆国家农业的现代化的道路来强制中国也要这样做。这是最容易犯的错误。因为那个场面太雄壮了,一户农民可以耕种几千亩土地,甚至上万亩,全是机械化。好像我们共产主义的梦就是这样。这个太诱惑人了,我们很容易犯这个错误。

还有一类错误就是用城市建设模式来建设乡村,把乡村城市化,甚至把乡村消灭了。有的人讲消灭农民、消灭农村、消灭农业是最好的为农民服务。这种模式是什么模式呢?就是主持人说的拉美的模式、非洲的模式。非洲的模式就意味着推土机,就是土地私有化。土地一旦私有化以后,农民会争先恐后地在媒体的改造下,把自己土地一卖了之。

联合国做了一个统计,非洲当年和拉美一样,城镇化高潮期间,农民土地卖掉的钱仅供他们全家迁移到城市里一趟的路费和安置费。从此就不能往返了。所以它的城镇化是单向城镇化。农村把土地一卖掉,就举家到城市里,有工作的时候打一个工,没工的时候生活就没有着落了。所以形成了贫民窟。

这些国家都出现50-70%城市居民住在贫民窟里。联合国还出了一个,人居署2005年出了一个年度报告,贫民窟。他们推算100年都解决不了这个问题。这是我们一定要避免的。

我们中国的错误是用城市的办法来消灭村庄、合并村庄,巴不得把村庄都改造成城市社区,把村庄统统消灭掉,然后并成几个镇,这就是新农村,这是我们要注意的。这个错误虽然它的后果没有贫民窟那么严重,但是它对农业、农村、农民的摧残,对原有社会资本摧残,对中国农业现代化道路多元化有计划走中国特色、适应中国乡土文化和地理特征的、资源特征的、资源禀赋的这种现代化道路是完全背离。

这一点我很有体会。我做过县委书记在浙江,浙江是一个很典型的乡村社会,最好的龙井茶,最好的火腿蒋村火腿,就是蒋村的。所有这些名优产品都是以村作为载体的。一村一品是中国的方向。农村是现代化服务基点,也是一个组织的基点。

第三个错误我们要避免的,用工业化的模式来改造我们的农业现代化。把农民一改了之,工商业圈地,是根本经营不下去的。三个错误如果坚持不犯,而注意到中国是一个多样化的,气候是完全不同的,各地的文化特征又是多样化的,这么一个巨大无比、幅员辽阔、文化多样的国家,肯定有多种多样与那些新大陆国家现代化国家农业道路完全不一样这种多样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我们就有希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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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的时候中国早期的有一定自觉性的知识分子就已经开始强调乡村建设。乡村建设是一个确定的概念,甚至应该用农村复兴这样的概念,代表着是100年来有自觉性的知识分子对现代主义的反思甚至是批判。我只是觉得到我们这代人,这种自觉性、这种理性的反思不应该就此放弃。所以我作为一个学者,希望能够用我们的研究、我们的行动把这百年的反思继承下来。

恐怕要先给大家讲一点常识。刚才李昌平讲了东亚社会,从日本讲到越南,我们得说亚洲。亚洲相对西方而言,原住民大陆,没有被西方殖民化过。原住民人口就没有大规模减少过。我们不能简单地把殖民化大陆,比如美洲、南北美洲、澳洲都是典型的殖民化大陆,在那儿你可以讲农场、种植园。

你把在西方形成的农场主这个概念搬到中国说中国农场主,这个就错了。什么叫主体?刚才李昌平特别强调了,这9亿分散的农民,2.4亿户,住在300万个自然村里面,是5000年华夏文明传承不中断的载体,你不把眼光集中在他们身上,照搬殖民化大陆大农场经验、理念和政策,以为我们也可以在亚洲原住民大陆上搞殖民化的,这个政策思路一错就是上百年。

我们这一代人应该继承我们前辈知识分子他们在清末的时候就认识到照搬不了西方的经验、制度,因为我们生存在原住民人口不断增加的大陆上。从这个角度来说,如果我们现在讲中国的农村、中国的农民,我还得提醒各位注意另外一个常识。第一个常识,在殖民化大陆国家有农场主。在我们这儿农民不是农场主。

第二,经过土地革命后,中国农民都是小土地所有者,如果大家讲主体性,我们先给中国农民定位他是什么?他们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小有产者群体或者小资群体。刚才仇保兴部长讲的社会资本,指农民分散在不同的村社中,因村社地缘关系形成的社会资源。这些是重要基础。如果把这些破坏掉,照搬一套制度来,或者在城市里有效,你照搬了城市管理体制、政治体制,破坏了乡村的传统文化。

无论是李昌平也好,还是廖晓义也好,他们做的是什么呢?是立足于农村中的社会资源。李昌平主要立足于老人资源。廖晓义做的事主要立足于妇女资源。这两种社会资源形成什么呢?形成组织。只有组织起来的农民,才是这些分散的小有产者的主体性。不组织、完全分散,是不可能有主体性。

我当年的老领导也是我的博士导师,钟老一生一个最大的心愿没有完成,当年就告诫我们这些人,说你们最后的努力应该落实在中国农惠的建设上,到现在为止,其实农民最大的需要就是组织起来,形成有自己这个主体性的代表。

所以总结他们几位的经验,无外乎他们从不同角度入手,利用农村中几千年传承的社会资源形成了社会组织。至于是内置金融也好,还是乐活家园也好,只是我们这些志愿者帮助他们农民形成组织的内在东西。这些东西没有矛盾,这些完全可以融合。无论是廖晓义现在这种社会文化方式,嫁接上内置金融就有了经验。同理李昌平作为以老年为基础的内置金融嫁接乐活社会文化,就增加了很多活动,这些经验是可以互相交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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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我们讨论农村的建设和发展治理问题的话,我觉得是有一些基本的东西要把它建立起来才行。比方说基本的组织制度是什么?基本的经济制度是什么?基本的治理制度是什么?我们先说第一个,基本组织制度。农村是一个自治社会,跟城市不一样。它有各种各样组织,但是基本的组织是什么?

解放前农村基本组织是家族共同体。建设也好、服务也好,是一个的主体。进入新中国后,把家族共同体,改成村社共同体社会。村社共同体是基本的组织主体。我们改革开放后,把村社共同体这个基本组织主体解散了,今天中国的农村是一个无组织、无主体社会。所以他没有社会的基本组织主体。形式上有,有村两委,但是它是空的。家族共同体有血缘的关系、有族田、有乡绅,我们现在是基本组织制度没有解决。

第二,基本经济制度是什么?经济基础基本制度与组织制度是什么关系,这个要明确。我们现在是集体所有,分田单干。你那个基本的组织主体没有经济基础支撑了,集体的所有权已经完全被空置了。基本的组织经济基础已经被抽空了。我们现在的经济制度不适应农村的组织制度发展需要或者治理建设的需要,这个是一个问题。

第三个,治理制度。现在选村长选的很热闹,选出来干什么呢?他其实啥事实也干不了。他想干事要跟黑社会结合,不结合干不了事。所以现在治理制度也有问题。看小岗村,1978年到1985年他是对的。1985年以后的小岗村是落后的代表,不是典型。既不能搞发展,也不能搞治理、建设。

85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比较典型的,基本经济制度、基本组织制度、基本治理制度三位一体。社区建设、社区发展支撑社会治理,社会治理、社会建设又促进社区经济发展,三位一体,事权统一,统一产权、产权,现在要找到三个制度基本统一就是村社共同体,就是有内置金融,统一产权、统一财权、统一治权、统一事权,如果把这些问题解决了,加上我们财政那么多钱,转移下去,让共同主体的主体性发挥,中国农村问题很好解决。

你只要允许我们建设,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我有一年在榆林地区跟企业家上课,都是龙头企业,三位企业家哭了,如果早跟我们上课,我们要节省30个亿。为什么呢?我们龙头企业下乡了后,不是为我们农民发展、农村的建设、农村的治理去提供有效的服务,你提供有效服务才能既帮农民,又可以赚钱。现在反过来,对着来。因为我们没法跟千家万户合作,把农民土地圈过来。

一个企业家圈农民土地,又要付工资、又要地租,怎么搞农业?成本多高。如果把农民组织起来了,你给我提供这样的服务,我们共同共融,这样就是利益共同体了。有了农民共同体,资本下乡,社会资本下去都可以形成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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