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全方位推动互联网金融改革和发展政经法规

中亿财经网 / 政经法规 / 来源: 作者:wq阅读: 2016-03-10
国家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十三五”时期要牢牢抓住发展第一要务不放松、大力推进结构性改革、加快新旧发展动能接续转换。
金融界代表、委员对此热切关注,在其议案、提案中高度关注金融如何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施“互联网+”行动计划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为国家经济金融发展献言献策。本期区域周刊推出两会特别报道,聚焦金融界代表、委员的议案、提案,敬请关注。

全国人大代表张文汇、许海:

加快发展互联网金融

本报记者 周琰 苏丽霞 王立春

近年来,互联网金融在我国呈现迅猛发展态势,国家“互联网+”行动以及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相关政策的深入实施,为互联网金融加快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政策基础与市场基础。互联网在满足企业和中低收入阶层投融资需求、提升金融服务质量和效率、促进金融包容性发展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2016年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人民银行长春中心支行行长张文汇,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商银行云南省分行行长许海就互联网金融发展提出了相关提案和建议。

互联网金融发展需出台配套措施

2015年,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人民银行等十部委联合印发了《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明确了鼓励创新、支持互联网金融稳步发展的政策导向,明确了互联网金融相关业态的监管责任,提出了规范互联网金融市场秩序的监管要求。

但张文汇指出,互联网金融在发展过程中,仍存在一些问题。

首先,互联网金融立法滞后。《指导意见》属于部门规章,在调整互联网金融交易平等的当事人之间的关系时,法律效力明显不足,导致有关当事人对自身行为后果缺乏明晰认知的可预见性。由于缺乏明确的法律授权,相关监管主体对互联网金融实施监管存在一定的法律障碍。

其次,监管模式不适应互联网金融发展需要。《指导意见》明确互联网支付业务由人民银行监管,网络借贷业务(P2P)、互联网基金销售由银监会监管,股权众筹融资业务由证监会监管,互联网保险业务由保监会监管,监管是明显的“一行三会”机构监管模式。而互联网金融业务形态复杂,所涉及金融机构小而分散,且以民营为主,经营管理模式与传统的层级模式不同,呈明显的扁平化,传统监管半径和能力难以全面有效覆盖互联网金融可能出现的风险。

最后,互联网金融技术支撑相对薄弱。互联网金融对技术高度依赖,众多互联网企业的加入,促进了互联网金融技术平台的快速发展,但技术风险也随之加大。作为公众技术平台,极易受到黑客的攻击,造成互联网金融业务系统瘫痪、数据被恶意更改或泄露、资金被盗窃等严重后果,互联网金融技术平台的安全状况无法得到有效保障。

张文汇指出,《指导意见》仅仅提供了一个基本制度框架,互联网金融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和风险还无法得到有效解决,仍需出台相应的配套措施。

加强互联网金融安全防范制度建设

许海表示,未来应加强互联网金融监督和安全防范制度体系建设。

“针对我国互联网金融发展中电子商务平台信息资源垄断、互联网理财对国家货币政策实施和金融体系稳定性的影响、P2P网络借贷平台带来的风险等问题,要全面构建以健康发展、安全防范为核心的制度体系,统一相关制度、法规,规范对互联网金融市场的管理与监督,促进互联网金融公平、持续、稳定和健康发展。”许海说。

张文汇则提出,要加强互联网金融立法,尽快制定出台互联网金融相关法律及配套法规。同时,科学界定互联网金融的概念,明确各类业务的范畴和性质以及互联网金融机构设立的准入标准,根据互联网金融发展的特点明确相应的监管主体,明确互联网金融各市场主体的权利和责任。同时,也要配套出台更加细致的制度,为互联网金融规范发展提供更加精细的指引。

提升互联网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

许海表示,金融业应着力构建面向实体经济的互联网金融服务新模式,为促进实体经济提质增效增添新动力。

一是推进信息化银行建设。充分借助和发挥互联网金融网络特色,积极研究和探索大数据分析技术应用,以把握客户信息流、商品流、资金流为核心,以提供全面、开放、便捷的互联网金融服务为目的,以推进互联网技术与金融业务的深度融合为抓手,构建信息化、互联网化金融服务新业态,促进金融业融资、支付中介职能向“融资、支付中介+信息中介”服务转型。

二是加快互联网金融创新。加快推进“平台+大数据+金融”的整体布局,强化互联网技术与金融的跨界融合应用,真正使互联网金融联通工商百业、惠及千家万户、服务国计民生。要突出加强对小微企业、三农等实体经济薄弱环节的支持,通过将互联网金融的普惠特性与金融信贷专业优势相结合,帮助小微企业和涉农商户提高融资可获得性和降低融资成本,积极服务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三是高度重视银行业网络融资创新。充分发挥银行业主渠道作用,借助专业优势,运用互联网与大数据建立风险控制模型,完善产品和流程,实现线上自助操作、业务自动处理、风险精准监控,打造额度适当、信息对称、适合标准化的信贷服务,实现信贷业务尤其是小微和个人金融业务在风险可控基础上的批量化发展,为客户带来“无地域、无时差、一键即贷”的信贷标准化服务。同时,开展个人信用消费“无抵押、无担保、纯信用、全线上”的消费信贷业务服务,支持扩大消费升级。

全国人大代表许海:

发挥金融引领作用助力沿边金融改革

本报记者 李国辉 苏丽霞

云南省沿边金融改革试验区实施两年来,高效便捷的跨境金融服务网络已基本搭建形成。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商银行云南省分行行长许海表示,在新的历史时期,要充分利用沿边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建设的已有成效,发挥金融机构的应有作用,服务国家、地方经济建设,将沿边金融改革推向深入,努力把云南建成我国面向南亚、东南亚的区域性金融服务中心。

许海表示,要进一步推动沿边金融改革创新。继续推动沿边资本市场开放,推进跨境资金池、人民币双向贷款等业务发展,放宽境外借款区域及币种;紧跟互联网金融发展步伐,加快商业银行与支付机构合作,为跨境电子商务搭建本外币结算通道;完善沿边开放金融服务体系,鼓励符合条件的南亚、东南亚银行、保险、证券、租赁公司在试验区进行新设、增资或参股金融机构等直接投资活动。

“金融机构也要进一步支持沿边基础设施建设。”许海指出,要全力服务云南与南亚、东南亚国家公路、铁路、航空、电力、石化、信息等重点项目建设,加快实现互联互通;支持昆明、红河综合保税区、版纳磨憨磨丁跨境经济合作区、瑞丽边境合作区建设,助力试验区开放型经济发展;加强与老挝万象赛色塔综合开发区、沙湾拿吉经济开发区、缅甸土瓦经济特区等境外经济园区建设合作,支持试验区内企业集群式“走出去”。

对于沿边地区人民币区域化进程,许海建议配合沿边金融改革试验区及口岸跨合区建设推进步伐,完善金融机构沿边布点,为周边国家提供跨境结算服务。以人民币兑换泰铢、老挝基普、越南盾等周边国家货币为突破口,积极推进非主要国际储备货币挂牌及跨境现钞调运业务,逐渐提升人民币面向南亚、东南亚国家的竞争力、影响力和辐射力。

“此外要充分利用云南沿边开放优势,建立区域性金融交流合作平台,加强沿边跨境金融合作,推动区域金融发展新格局。”许海建议,利用大型国有银行在南亚、东南亚的网络布局,加强与周边国家金融机构沟通交流,不断拓宽合作领域并丰富合作形式,同时进一步与南亚、东南亚国家监管当局建立政策会商和信息交流机制,有效解决双边本币结算中存在的问题,提升跨境金融服务能力。

全国人大代表张玉坤:

促进中小银行综合化经营

本报记者 李文龙 张文刚 孔令儒

随着普惠金融发展规划的实施,中小银行在服务小微企业和三农方面,快速小额、决策灵活等优势不断显现。尤其是我国正在稳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我国中小银行数量众多、覆盖广泛、根植地方、错位经营,在深化金融服务层次、拓展金融服务方式、提高资金配置效率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那么,应如何支持中小银行发展壮大,丰富金融体系,促进金融多元化发展?记者就此对全国人大代表、盛京银行董事长张玉坤进行了采访。

积极营造公平竞争的经营环境

“目前,商业银行仍然实行大型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的监管序列。”张玉坤表示,前两者在资本市场上市、经营牌照获取和不良资产剥离等方面得到了政府的特殊政策支持,而中小银行则没有享受到这种“国民待遇”。

为了给中小银行营造公平、公开、公正的政策环境,张玉坤建议,应在市场准入等方面制订统一、明晰的标准,而不是以模糊概念出现。支持符合条件的优质中小银行参股、入股信托、证券、保险公司以及支持其获取基金公司、金融租赁、基金托管等牌照,促进其开展综合化经营。同时,建议支持规模大、质量优、效益好、具有较强竞争力的中小银行向全国性股份制银行转型。另外,需要破除财政资金结算、专项资金结算、国库资金代理、社保基金结算、住房公积金结算等方面的政策壁垒,推动中小银行各项业务快速发展。

支持优秀的中小银行资本市场上市

作为从基层干起的“老银行人”,张玉坤深感,我国金融业的整体规模增长十分迅速,但金融业尤其是中小银行在资本市场中的发展滞后性已成为制约其发展的一大瓶颈。对此,张玉坤建议说,国家应进一步加快注册制改革,使中小银行更多更快地走进资本市场,通过银监、证监部门的双重监管,严格的信息披露制度和广泛的社会监督倒逼上市中小银行加强自身约束,增强经营管理的透明度。同时,中小银行实现上市,能够拓宽资本补充渠道,建立持续补充资本机制,增强抗风险能力,为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有效的金融支撑。

随着利率市场化、金融脱媒和互联网金融的相互推进及叠加影响,中小商业银行的生存发展面临严峻挑战,谋求战略转型和创新发展势在必行。由于各省市中小银行的经营状况良莠不齐,各省市的金融监管派出机构较为全面深入了解辖区内中小银行的经营状况。针对这一实际,张玉坤认为,金融监管部门应适度下放监管权限,扩大派出机构行政许可审批范围,给予省市派出机构在机构准入、业务创新等方面的差别化监管授权,并能够根据中小银行的经营状况,实行差别化的监管指标,充分发挥中小银行对区域经济的支持作用。

深入推进中小银行混合所有制改革

产权清晰、职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股份制企业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重要微观表现。深入推进中小银行混合所有制改革,成为中小银行进一步释放经营活力的共同诉求。

张玉坤认为,在满足监管要求的前提下,通过引进优秀的、具有良好发展前景的混合所有制和民营企业,有利于进一步优化中小银行股权结构,健全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形成资本回报责任机制,减少政府行政干预,激发整个金融体系的活力。

2011年,中国银监会颁发了《中国银行业实施新监管标准指导意见》,明确规定:拨贷比和拨备覆盖率监管标准,原则上按两者孰高的方法确定银行业金融机构贷款损失准备监管要求。该条款实施以来,对提高国内银行业资产质量稳健性起到了作用,但其弊端也逐步显现,部分银行陷入低不良、高拨备覆盖率困境,拨贷比和拨备覆盖率孰高监管要求侵蚀了商业银行的经营自主权。因此,张玉坤建议,根据监管标准逆周期调节原则,建议调整拨贷比“一刀切”的监管规定,并取消拨备覆盖率和拨贷比捆绑监管原则,放松坏账拨备方面的监管规定,创新对资产质量好、风险管控佳的中小银行的监管方式,给予中小银行更多的经营自主权。

全国人大代表袁利群:

让金融体系更贴近实体经济

本报记者 李国辉 张末冬

“供给侧改革的趋势,是要将中国制造升级到中国‘智’造,这是对我们的制造业提出新的挑战,要在科技创新、产业金融、制造服务等方面发力。”全国人大代表,美的集团党委书记、副总裁袁利群如是表示。

对于如何从金融的角度实施金融要素供给侧改革,袁利群表示要解除金融与实体资金梗塞现象,疏导资金有效进入实体经济,降低资金供给成本,从而从内生层次提高企业的投资意愿和创新投入,促进制造业向制造服务的产业价值链延伸,这就需要进一步深化产融结合。

“建议鼓励企业集团实施产融结合,加快金融体制改革步伐,降低金融机构的准入门槛,使金融体系更贴近实体经济。”袁利群表示。

产融结合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

“产融结合是产业经济与金融业在发展过程中相互渗透和影响的过程,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趋势。发达国家市场经济发展的实践表明,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必然会有一个融合的过程,是社会资源达到最有效配置的客观要求。”袁利群认为,这种融合宏观上有利于优化国家金融政策的调控效果,微观层面有利于产业资本的快速流动,提升资本运营效率,实现规模经济,降低交易费用,实现优势互补,提高资本配置效率。从国际国内经验看,产融结合不仅是后起国家加速工业化进程的必经之路,也是合理调整产业结构的有效途径,更是大型企业集团提升核心竞争力和国际竞争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一条重要路径。

在我国,产融结合也成为企业集团近年来新的发展模式。随着企业集团的壮大,拥有雄厚资金实力的大型产业集团,或成立财务公司,或投入资金涉足金融领域,以助力企业的跨越式发展。为降低企业的融资约束,实现产业与金融的深度融合和相互驱动,响应供给侧管理,袁利群建议进一步采取具体措施深化产融结合,以切实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量和效率,推动实体经济发展。

产融结合实现金融和实体经济协同发展

袁利群建议鼓励大型企业集团投入资金涉足金融领域,参股金融机构,让产业资本进入金融业,发展产业链金融、消费金融、金融租赁、融资租赁等金融服务,构建多层次、广覆盖、互补型的金融体系,实现产业资本的快速流动,提升资本运营效率,实现优势互补,提高资本配置效率。

信息不对称,往往导致制造业产业链中的中小企业因企业规模不足而无法从银行机构获得需求资金,而行业领军企业拥有较传统金融机构的信息优势和资源优势,依据与上下游企业系统的对接,能够及时掌握企业真实的资金需求和发展状况。因此袁利群建议鼓励和支持发挥行业领军企业的信用作用,着重开展产业链金融和多样化金融服务。从企业的角度出发,为其设计金融产品、提供金融服务方案,通过设计针对性较强的供应链和销售链融资产品,满足产业链中中小企业的创新资金需求和多样化融资需求。同时依托行业领军企业产业链、价值链乃至产业生态圈业务流、信息流等,建立数据风控模型降低金融风险,使金融体系安全、快速、有效地服务于实体经济,实现金融和实体经济的协同发展。

袁利群认为,应鼓励行业领军企业通过产融结合的模式,与经销商企业共同主持发展消费信贷事业,设立消费金融公司,满足消费群体的资金需求,丰富我国金融市场的结构和产品,更好地提供金融服务。

“行业领军企业以消费品市场为突破口活跃消费信贷市场,可以更有效地诱导消费需求特别是创新性消费品需求,而不仅仅是信贷或资金需求。”袁利群表示,行业领军企业在渠道、灵活性、宣传等方面具有传统金融企业没有的巨大优势,可以促进金融创新,这将是我国未来发展消费金融事业的关键所在。

对于互联网金融,袁利群表示,互联网金融在实现普惠金融方面具备优势,相较传统金融有着较低的风险控制成本,所以应对互联网金融提供合适的发展空间,在防范风险的同时,支持开展第三方支付、直销银行、股权众筹等互联网金融业务,利用互联网的信息传播、风险监控、数据处理等优势,提升金融机构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金融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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