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发展中国家外债危机如何破?(图)证券要闻

中亿财经网 / 证券要闻 / 来源: 作者:NH00013阅读: 2016-03-07
特派记者 师琰 伦敦报道
  当地时间2月29日傍晚,阿根廷财政部长普拉特盖宣布,阿根廷与NML、ElliotManagement等主要“秃鹫基金”达成协议,将向这些对冲基金支付共计46
特派记者 师琰 伦敦报道特派记者 师琰 伦敦报道
  当地时间2月29日傍晚,阿根廷财政部长普拉特盖宣布,阿根廷与NML、ElliotManagement等主要“秃鹫基金”达成协议,将向这些对冲基金支付共计46.53亿美元,相当于诉讼金额的85%。阿根廷政府须在4月14日前完成赔付,还需为此征得议会许可。

  一旦解决与“秃鹫基金”旷日持久的争端,阿根廷将可重返久违的国际债券市场筹募资金,其债务问题的警报将得以解除,但其它一些拉美国家,似乎仍难冲破自身所陷债务困境。

  中国常驻日内瓦联合国代表团经贸处周小明公参近日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专访,谈及包括拉美地区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债务问题症结,以及联合国的处理态度和做法。

  他称,中国支持联大通过的“推动为主权债务重组进程建立多边法律框架”决议,希望国际社会采取行动,进一步完善国际金融治理,防止投机资本阻碍国家主权债务重组进程,有效抵御风险,维护金融稳定。

  第三波信贷危机:拉美成重灾区

  《21世纪》:2008年金融危机演化至今,从最初的金融系统危机过渡到欧债危机,现在是以某些拉美国家首当其冲的发展中国家正面临一场可能非常严峻的债务危机,在联合国层面是如何看待当前这场危机的?

  周小明:的确,这场危机正逐步蔓延、日渐清晰。上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爆发过两次第三世界债务危机,它的主要要素现在都具备,非常相似:一是商品价格大幅下跌,二是美国利率上升。

  上两次债务危机对发展中国家造成了严重后果,导致约二十年经济停滞不前,贫困加剧。比如在次撒哈拉非洲地区,仅1980-1990年期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下降19%,在联合国赤贫标准1.25美元/天之下的人口从2.05亿猛增到3.3亿,增幅过半。

  联合国贸发组织有个说法,称当前是第三波信贷危机。

  第一波是2007年到2008年的次贷危机以及银行倒闭潮,那个时候起源地在美国,风险也主要在美国,当时大多数国家双管齐下,实施扩张性信贷、财政和金融政策,较好防止了金融体系崩溃和经济衰退。

  第二波是2011-2012年的欧债危机,风险在欧洲,这时候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分道扬镳,发展中国家实施强有力的反周期政策,发达国家则转向财政紧缩,过分地依赖金融政策,实施量化宽松,刺激经济,但经济复苏效果很不理想,也推动了资本东流。

  第三波是从2014年开始,危机中心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原本流向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出现断流,商品价格一落千丈,很多发展中国家现在要实行宽松的货币和财政政策也面临很多制约。

  这几年世界经济和贸易增长与危机前的水平相距甚远,而且经济复苏前景不断被调低。为什么说是发展中国家的外债危机?从2010年以来,发展中国家的外债指标就在逐步恶化,外债存量总额持续增加。

  《21世纪》:当前新兴市场国家的整体债务规模如何?哪些国家面临的外债问题最严重?

  周小明:按照IMF最新的统计数字,到2014年年底,发展中国家总的外债达到6.7万亿美元,负债率(债务占GDP比重)国际公认的安全线是20%,到2014年,发展中国家总体的负债率就达到了23.5%。尤其是拉美和加勒比海地区,达到30%;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达到27%。这两个区域外债情况比较严重。

  拉美地区外债规模大,成为重灾区,2015年是1.8万亿美元,负债率32%,其中智利是58%,墨西哥42%,哥斯达黎加39%,哥伦比亚34%。负债率飙升,还本付息成为越来越沉重的负担。

  外债危机的主要原因

  《21世纪》:从您的角度看,导致情况恶化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周小明: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下跌甚至崩溃是一个很大的原因。2014年以来,粮食价格下降了20%,矿产价格下降三分之一,原油价格下降70%,发展中国家的出口收入大大减少,短期外债偿还能力严重削弱。

  大宗商品价格下跌,一是供大于求,此前好几年大宗商品价格居高不下,吸引了大量投资,导致供给过剩;二是市场需求增幅在减速,从两位数跌到一位数,加大了商品价格下行压力;三是金融市场投机过度。

  而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又进一步造成这些国家货币贬值,资本出逃。2015年,从新兴市场流出的资本总量高达7350亿美元,与2014年的1110亿美元相比,已经从小溪变成洪流,相当于2007至2009年三年间流入新兴市场的资金全部流出去了。

  去年一年,新兴市场很多国家货币贬值都在30%以上,比如加蓬就达到40%。货币政策收紧又进一步制约了经济发展。尼日利亚石油收入原来占到财政收入的70%,如今跌到去年的三分之一,导致该国出现150亿美元的财政漏洞,外汇储备也被拦腰砍断,不得不向世界银行和非洲开发银行求援,寻求35亿美元紧急贷款。

  伊拉克90%的收入来自石油,最好的时候每月石油收入有80亿美元,目前是不到30亿美元,仅政府雇员工资这一项每月开销就有40亿美元,当地银行已提不出现金,政府雇员几个月未发工资,医院连一次性针头都不得不重复使用。

  基于油价低迷,连沙特这种财大气粗的国家,都在准备向资本市场发债筹资。

  美联储加息,则是让一些发展中国家雪上加霜。发展中国家对外债券都是以外币来计算的,特别是美元,美联储加息后还本付息的成本也就水涨船高。

  估计今年美国政策的外溢效应和发展中国家资本外逃的情况还会持续。

  中国的外债状况“无惊无险”

  《21世纪》:中国本身面临的风险如何?

  周小明:应该说,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危机对我们也有一定影响,其中几个有债务危机风险的国家与中国的经贸投资关系还比较密切,中国对相关国家的出口会受到一些影响,贷款回收的风险也存在。

  至于中国自身的外债情况,到去年9月底,我们的外债余额9.7万亿元人民币,相当于1.53万亿美元;负债率是8.64%,远远低于20%的国际公认安全线;债务率(外债余额/当年货物与服务贸易出口收入)是35.19%,国际安全线是100%;偿债率(外债的本金和利息偿还金额/当年货物与服务贸易出口收入)是1.91%,国际安全线是20%。

  可以说,中国的外债状况不是有惊无险,而是无惊无险。正因为我们的收支情况好,才有可能发起成立亚投行,才有可能牵头成立金砖开发银行。

  联合国欲限制“秃鹫基金”趁火打劫

  《21世纪》:阿根廷与讨债者“秃鹫基金”之间的争议很有典型性,联合国对此持什么态度?

  周小明:阿根廷政府是希望把这事儿尽快解决了,这不仅有助于解除阿根廷的债务违约状态,而且有利于其早日重返国际资本市场。

  2014年因为与美国秃鹫基金之间的争议导致停止偿债,使得阿根廷自2001年以来被迫出现第二次债务违约。当时三大评级机构相继下调阿根廷主权信用评级,阿根廷金融市场遭遇严重冲击,股市暴跌、比索大幅贬值、资金外流加剧。

  阿根廷不是还不起,而是美国的法庭判决使他没法还。阿根廷2001年对外违约950亿美元,该国选择纽约法律作为适用法,同意纽约南部法院的管辖权。2005年、2010年先后两次债务重组,约92%的外债都进行了重组,打折一半以上,用新债换旧债。但是“秃鹫基金”就坚持要求全额赔偿,诉诸美国法庭并获判决支持。

  这些被称为“秃鹫”的对冲基金手法并不复杂,就是在债务人可能违约、债券价格跌至极低水平时,趁机以非常便宜的价格大举买入,然后通过法律途径“维权”,要求债务国按债券面值全额偿本付息,赚取巨额差价。

  当时“秃鹫基金”要求赔付的总额只有约20亿美元,阿根廷政府之所以拒绝赔付,主要是担心判决中的“未来权益声索条款”。按该条款,之前通过几轮谈判已接受重组方案的那些债主也可以依据判例要求享受与“秃鹫基金”同等待遇,阿根廷面临的就不止20亿美元,而是初始金额1320亿美元的债务追索,远超其承受能力。

  去年秋季在阿根廷推动下,七十七国集团加上中国起草了一份主权债务重组九项原则的决议,由南非提交,在联合国获得通过。这个决议就有一定针对性,虽然不完全是针对秃鹫基金的。

  比如,决议中的多数决定原则,要求当多数债券持有者都跟债务国达成协议时,作为少数的债权人就得服从;另一条是,主权国家有权重组对外债务而不受外国法庭的干扰。还有一条善意原则,像“秃鹫基金”这类,显然就不是善意的,而是趁火打劫。

  这个决议当时得到包括中国在内136票赞成,获得通过,美国、加拿大、以色列、德国、英国、日本等投了反对票。

  《21世纪》:那么这份决议能真正得到贯彻并让相关债务国受益吗?

  周小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外债问题上意见分歧、立场相左,不但体现在实质问题上,也体现在程序问题上。美国和欧盟反对把主权债务问题放在联合国讨论,认为是浪费资源,IMF才是讨论主权债务的合适场合,实际上,在联合国,一人一票,发展中国家人多势众,西方国家不好掌控,在IMF他们则实质上是拥有否决权的。

  联合国的主权债务重组决议是呼吁所有国家把这些原则纳入其国内法。2014年联合国大会还通过一个决议,要构建一个主权债务重组的国际法律框架。当前国际法领域主权债务如何重组,不能说是空白,但有很大漏洞——非常零碎而且缺乏程序。

  当出现“秃鹫基金”这类情况时,企业可以按破产法的程序处理、清算,主权国家债务出现问题,叫做违约,不能清算,发展中国家提出要搞一个公正的、可以预期的法律框架,发达国家不同意,理由也很多,归根到底,这样做是动了他的奶酪。

  “秃鹫基金”对阿根廷的“弱肉强食”,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实际上是屡试不爽。这个决议通过后,对“秃鹫基金”应该可以起到一定约束作用,起码在道义上,有比较大的约束。

  实际上对“秃鹫基金”,一些西方国家也有法律约束,2015年7月,美国法庭要求位于比利时的欧洲清算中心组织阿根廷对债主的支付款项,比利时议会当时就通过法案,不允许“秃鹫基金”索要其所购折扣债券的面值。

  至于将来是否能阻止“秃鹫基金”再这么干,还需要一个过程。

  《21世纪》:在联合国日常讨论中对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外债危机有哪些比较激烈的争议?新兴市场国家在全球货币体系中的话语权相对较弱,处于被动地位,政策应对空间有限,联合国在这方面将如何推进全球治理?

  周小明:债务问题的成因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争论的重大问题之一,发达国家认为责任在债务国本身,因为你没用好你的钱,导致浪费、贪污等现象,没有很好地对经济结构进行调整,等等。

  发展中国家认为是不公平的国际经济和金融秩序造成的,比如受到美联储加息所造成的溢出效应的冲击。

  客观地说,除了外部原因,也有发展中国家本身的原因,包括一些资源条件的限制,比如一些岛屿小国缺乏资源,导致发展比较困难。另外这些国家也需要加强本身的宏观管理能力。

  每次联大会议,发展中国家都会要求推进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从2014年建立多边法律框架,2015年针对发展中国家主权债务问题推出九项原则,联合国在这方面的工作正一步步在推进。

  接下来,联合国秘书长明年要在第71届联大会议上提出一个有关决议执行情况的报告,在报告中对发展中国家的外债情况作出全面、实质性的分析,并提出债务重组和债务解决机制改革办法的各种选项,其中要考虑到债务可持续性的多层面问题。(编辑 李艳霞)

  作者:师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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