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税改革关键要厘清政府收支规模(图)证券要闻

中亿财经网 / 证券要闻 / 来源: 作者:NH00013阅读: 2016-03-07
两会面对面
  蒋洪认为,财税改革最关键是要界定政府收支规模,政府收入和开支应该保持在合理规模,税收、收费等应该通过法定程序、减少随意性,而政府支出安排应该让公
两会面对面两会面对面
  蒋洪认为,财税改革最关键是要界定政府收支规模,政府收入和开支应该保持在合理规模,税收、收费等应该通过法定程序、减少随意性,而政府支出安排应该让公众多参与,使政府开支更加符合公众利益。

  本报记者 周潇枭 北京报道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推进结构性改革,必须依靠全面深化改革。要加大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力度,推出一批具有重大牵引作用的改革举措。其中,就包含财税体制改革。

  2016年随着“营改增”的全面推开,企业税负有望进一步减轻;而伴随着“营改增”的推进,中央和地方收入分配关系也面临调整。2015年,财税领域改革动作,包括新预算法的通过、规范地方债管理等动作。

  作为牵动面广的财税改革,当前进程如何,财税改革要解决哪些问题,应该往什么方向走,带着这些问题,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了全国政协委员、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蒋洪。

  蒋洪认为,财税改革最关键是要界定政府收支规模,政府收入和开支应该保持在合理规模,税收、收费等应该通过法定程序、减少随意性,而政府支出安排应该让公众多参与,使政府开支更加符合公众利益。相较而言,营改增属于比较枝节的改动,新预算法也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

  营改增要谨防利益固化

  《21世纪》:财税改革为2016年需要重点推进的改革事项。此前,已经陆续推出诸如“营改增”这样的改革,当前财税改革进展如何?

  蒋洪:营改增要实现的政策目标是,那些小而全、大而全的企业税负会变得更重,那些专业化生产、市场化分工的税负能减轻一些。因为增值税是针对企业增值部分征税,通过进项抵扣,避免了税收的重复征收。有些业务活动,可以从企业外购进,也可以自己生产提供:营业税背景下,会助长企业自行生产,因为从外面购进,会多一道税收环节;增值税背景下,因为从外购进的部分可以抵扣,不再承担额外税收,鼓励企业进行专业分工、聚焦在有优势的领域。

  正常而言,换一种税收征收方式,会带来企业税负的改变,有些企业税负增加,有些企业税负降低。但当前“营改增”,非常迁就原来的方式。

  现实是,企业营改增之后,税负加重了的,政策往往会给予优惠;有时会甚至针对行业,或者在企业层面,一对一地谈判。

  当前针对税负增加的企业给予补贴,是过渡时期的措施,以后政策会逐渐完善。但我担心的是这种过渡政策会变成既得利益。现在的既得利益,到将来也不肯放弃,利益就有可能固化。利益固化的一个表现在于不同行业有不同的增值税税率,那之前期待的增值税的中性化改革,在具体做法上效果会大打折扣。

  《21世纪》:营改增使得地方主体税种营业税消失,会不会带来中央和地方收入大的调整,进而倒逼财税改革呢?

  蒋洪:营改增不会使得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关系发生实质性变化。营改增顶多只会推动中央和地方收入划分的调整,这种调整并不是改革,仅仅是重新设定一套分配制度,大致的做法还是维持原状。

  政府收支规模是核心

  《21世纪》:财税改革中,比较高层面的改革是什么呢?

  蒋洪:对于财政而言,第一个层面的问题是,政府需要花多少钱,即确定政府收支规模。之后,才会考虑到第二个层面的问题,即通过什么方式去征收。

  道理很简单,就像一个人管你要一笔钱,你首先考虑的是你是否应该从我手里收取这笔钱,要收多少,而不是追究到底是现金支付,还是支票支付的问题。

  政府收入规模多大,花多少钱,这是财政改革的首要问题。在我看来,政府占用的资源规模依然比较大,现在新预算法里涉及到财政有四本账,此外还有一些没有纳入的账本,比如国有企业、公共资源等也属于政府支配的资源。我国政府收入账目到底有多大,现在这个数字并不清楚。

  政府获取多少收入,这个收入规模是多还是少,政府开支多大,需要多少人员,具体做哪些事,哪些钱可以省下来,这需要整个社会好好算账,需要经过既定法律程序安排。

  通过法制化的程序安排,来确定政府收支规模,是财税改革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收入方面,政府怎么收钱,包括收费,应该有既定法律程序来确定,反映公众的意志,不能过于随意;支出方面,重点投向哪些领域,哪些该花,哪些不该花,也应该有公众共同参与决策的程序,来保障支出符合公众利益。

  《21世纪》:去年新预算法通过,对政府收支的控制,是否有所改善?

  蒋洪:新预算法在这方面的安排,还有待提升。

  首先,预算应该覆盖全面,政府所管理的资产、收入、支出等,应该全面全部反映出来。现在虽有四本账,但还有一些账外的资产或收入,并不是很全面。第二,预算收支应该详细反映真实情况,不能只是一个粗略的大数,否则大家都看不懂账本,要提高透明度。新预算法虽有所改善,但非常有限。第三,政府花钱需要经过既定程序,如人大审议批准之后,行政部门是否能根据实际情况调整,调整是否需要经过既定程序,过程当中的权力都需要仔细认定,否则政府花钱随意性就会很强。

  需要有法制程序安排

  《21世纪》:八项规定,还有近几年公众对“三公经费”等的关注,是否说明监督力量在加强,情况有所改观?

  蒋洪:确实有些变化在发生。中央比较重视“三公经费”,现在主要采取加强行政管理的方式,不是制度化的安排。

  行政加强管理,通过经常检查、派督查组、明察暗访、进行处分等,这是一方面。还需要加强法制方面的管理,通过法制化的程序管理安排,引入更多透明、公众参与的元素,会使得监督效果更好。

  《21世纪》:当前财政收入增速下行明显,政府财政收支矛盾加剧,是否也会在某种程度上倒逼效率的提高?

  蒋洪:效率这个概念,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考虑,对应的内容也是不一样的。

  如何安排政府开支,公众和行政长官的考虑,并不相同。政府收入变紧张了,各方都在考虑怎么把钱用得更好,但什么叫好,究竟以什么标准,还是需要解决其中的机制问题。我认为,这中间应该通过法定程序,让政府开支更加符合公众利益。

  作者:周潇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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